浅述司徒美堂的洪门、华侨、致公之路

“我于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一个破产农民之家。6岁，死了父亲，家境越加困难，10岁就不得不辍学，到新会城一家小作坊里当学徒，日夜劳作，又时被打骂，实在做不下去。有一次，听见一位旅美归侨讲起美国，我向母亲苦求，请她筹借船费，让我也到“金山”去碰碰运气。母亲向各处奔走借贷，好不容易凑到了52块龙银，我挥泪别母，先到香港，再乘火轮船“卡力”号渡过茫茫海洋，到美国去了。

1880年，正是美国工业迅速发展时期。那时我14岁，手提布袋，脚踏木屐，穿一身薯莨布服，和一群年青人，刚刚踏上三藩市码头，美国流氓的臭鸡蛋、烂番茄和马铃薯就迎面抛来，大骂不已。我大吃一惊，既痛苦，又气愤。这一幕终生不忘。17岁时，我读了“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两书后，就下了决心，歃血为盟，加入“洪门”进行“反清复明”工作。”

洪门，是明末抗清人民在武装斗争失败后，成立于康熙甲寅年（公元1674年)的，转入地下活动的秘密组织之一，他们以“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义侠锄奸”三大信条组织活动。会内彼此以兄弟姊妹相称，当时华侨十居其九乃是洪门中人。

司徒美堂说：“我们当时对于世界大势、中国革命前途都十分模糊。直到1904年（光绪三十年） 孙中山 先生第一次自檀香山去美国，向我们讲了中国革命的道理，才把“洪门”兄弟在“反对满清、建立民国”的目标下统一起来，使华侨革命运动走上了新的阶段。”

司徒美堂被洪门中人尊称为“叔父”（亦称洪门“大佬“），因其行五，人称“五叔”，后来成为美洲华侨社会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洪门元老。

司徒美堂始终热爱美国人民那种坦白率直、讲究工作效率、热爱技术科学的好品性。

司徒美堂在中国杂碎馆当厨师，每天工作14小时，月薪美金12元。当时有些流氓来吃饭，不但不给钱，还打烂盘碗柜面，甚至动手打人。21岁那年，就因为打了流氓，司徒美堂差点被判绞刑，后来在洪门人士的大力营救之下，入狱10个月后才获得自由。因失业只得去给人看孩子，当男“保姆”，但此后的司徒美堂在旧金山名声大振。

1894年（光绪二十年）后，司徒美堂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上当厨手，随舰到过秘鲁、古巴、巴西、巴拿马等地，又到过法国巴黎，然后回纽约，见过许多世面的他，疾恶如仇、爱憎分明、敢作敢为。

后来，司徒美堂转到波士顿，用小车推着肉类瓜菜走街串巷当小贩，1904年，致公堂盟长黄三德的介绍下认识了孙中山。司徒美堂对孙中山万分敬仰，由此一生追随，从此使自己在政治上顿开茅塞、思想上达到一次升华，初步懂得了 孙中山先生要在中国进行“民有、民治、民享”的革命道理。

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天，知道他缺乏旅费还没有回国。黄三德、司徒美堂与洪门兄弟赶紧凑了450块美元送他上船。孙中山一生革命，经手款项不知多少，自己身上却经常不名一文，回国旅费，还得临时设法筹集。

当时，除了致公堂，在美洲的华侨组织还有保皇党和其他一些按宗亲结社的会馆、堂口，相互之间经常发生堂斗。

“堂斗”不仅削弱了华侨社团本身的力量，而且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成为其“以华制华”的工具。司徒美堂在回忆华人“堂斗”的惨史时感叹说：“那时，各堂头目好像一对给人玩弄的蟋蟀，只要坏人用小竹丝一摆动，两只蟋蟀就打到你死我活，而坏人则在旁边狞笑，真是令人痛心。”

当时，致公堂在美国是最大的革命侨团之一，反动侨团有保皇党，有康有为标榜的“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有受美国人利用的华侨“土生同源会”，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各种各色的封建会馆，如“桃园结义”的 “龙岗公”，及“四姓会馆”等。总之，侨团组织，甚为纷乱。

司徒美堂在1894年和1905年间，由于司徒美堂声名很大，获得了开山资格，在当地侨胞阮本万、李圣策等人的协助和支持下，以波士顿和纽约为基地，集合堂内“少年气盛，敢作敢为，视死如归”洪门精英，在取得总堂的允许下，在洪门内部另立山头，并于1905年创立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仍隶属于致公堂总堂之下，来进行“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往工作。

司徒美堂任安良堂总理有四十余年，堂皇壮观的20座“安良大厦”遍于美国东部各城市，除了波斯顿和纽约两堂以外，在华盛顿、芝加哥(Chicago)、费城 (Philadelphia)等31个城市先后成立了安良分堂或安良支堂，入堂人数，也随之剧增，堂员最多时达2万人。司徒美堂也逐渐成为美洲洪门组织的核心人物，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还曾为他担当了10年的法律顾问。

司徒美堂担任总理期间，安良堂的集堂决议，往往“成为当地华侨所必须遵守的规矩”。司徒美堂同时也是美东纽约致公堂的负责人之一，他善于交际各方人士，与美国政界、商界、法律界人士都有交往。纽约是美国第一大城市，当地华侨众多，华侨的堂口也多，保皇党和清朝钦差馆都有相当的反动力量，安良堂能在这个地方立足并成立总堂，标志着这个独树一帜的新山头有了飞跃的发展。

然而，保皇党的人却叫他们为“暴徒”，公开诬蔑。由于安良堂洪门人士，大多是“身经百战，九死一生”。而司徒美堂更是热血沸腾，腰间常常暗藏手枪，不惧恐吓。保皇党、狗腿子及各种黑社会势力，见到他们，有所收敛，特别是司徒美堂以命相搏的勇气吓坏了地痞流氓，唐人街的社会获得安宁。

由于安良堂不是政治性团体，不曾有过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有模糊的“义气教条”、“爱国热情”。团体虽大，而分子复杂，斗争陷于权利和意气，与立堂初衷背离甚远，后来，渐渐也因与政治斗争形势不适合而趋于蜕化瓦解，这也是使司徒美堂十分痛惜。

司徒美堂在检讨其工作时说：“安良堂是曾经一度完成过它的护侨任务的，对祖国的革命捐募工作也从未间断过”。

爱国旗帜华侨楷模

在近代历史上，陈嘉庚与司徒美堂被称誉为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是南洋著名的华侨领袖，而司徒美堂是美洲著名的华侨领袖。

司徒美堂最为光辉的称誉不应是“洪门大佬”，而是华侨的楷模，美洲华侨的旗帜，他的一生反映了海外华侨的苦难经历和爱国、进步的历程，是把一生献给华侨事业的领袖；

被毛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他的一生为祖国、为侨居国、为华侨华人、教育事业做杰出了贡献。他们都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和华侨华人学习的好榜样。

美堂先生漂泊美洲，嘉庚先生久居南洋，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的数十年间，他们天各一方，追求光明，共赴国难，尽管彼此早已敬仰，但却始终未曾谋面。

1949年秋，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华侨民主人士正式代表15人，两位老先生德高望重，排名最前，这反映了当时海外1000余万侨胞的心愿。

华侨代表下榻北京饭店，偏巧陈嘉庚住112号房，司徒美堂住114号房，这样两位侨领第一次见面便成了隔邻。

司徒美堂操广东四邑方言,陈嘉庚则说福建闽南乡音,他俩只能通过各自秘书翻译。陈嘉庚常以不懂普通话为憾，但郭沫若同志说：“心通胜于言通。”如果借用这句话来说明司徒美堂与陈嘉庚的友谊那是十分贴切的。心通就是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的确，这是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克服言语不通的障碍的。一百年来，海内外炎黄子孙之所以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恐怕心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1949年司徒美堂代表美洲华侨，飞越半个地球，回国出席政协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第二年的1月20日 ，他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美洲华侨报告祖国解放后的情况。

因为，生活在美国69年的司徒美堂，非常理解生活在美洲华侨期盼着祖国日益强大心情，只有身居海外的侨胞才能体会到“强大的祖国才是华侨的靠山”的道理。

从1927年到1948年，司徒美堂领导安良总堂，通过安良堂在美国东海岸各大城市侨团，发动侨胞支持孙中山先生和革命党，孙中山逝世后，由于国民党打着孙先生的旗号，藏起他的真实面目，也由于通讯不畅，消息闭塞，他们仍然对国民党抱有许多幻想，司徒美堂做为美籍华人组织的发言人，一直和国民党政府保持联系，为了援助抗日的十九路军，发动华侨捐募了不少钱，但当他回国到上海凭吊战场，发现从美洲寄来的款项十之八九被蒋介石政府呑没了。

抗战初期，司徒美堂在美国与旅美爱国华侨共同发起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并与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发动华侨为支援祖国抗战捐款。

1942年1月，司徒美堂抵达重庆，周恩来与邓颖超到中央饭店看望，并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为他举行欢迎大会，100多位进步人士参加大会，周恩来高度评价了司徒美堂的爱国热枕，及其在美洲华侨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还介绍了延安解放区和祖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和坚持进步的情况，使司徒美堂对祖国的抗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也有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会后，周恩来、邓颖超等人与司徒美堂一起合影留念。

1943年2月，司徒美堂决定回到美国做华侨工作，周恩来还亲自为司徒美堂送行，并嘱咐他将祖国抗日的重要性及抗日的真相告知旅美华侨，司徒美堂欣然应允。

司徒美堂从祖国回到美国后，辞去了在美其他职务，从此担任了五年的纽约筹饷总会专职工作，积极发动华侨捐款支持抗战，他每天早10时上班，深夜12时才回家。当时募捐的名目有：额捐（即规定每人每月额捐15美元）、飞机捐、散捐、餐馆的自由捐和公债票等。据统计，八年抗战期间，仅额捐一项即达1400万美元，纽约的华侨平均每人额捐约为800美元。有资料统计从1936年到1946年，美洲20多万华侨为抗日捐款、购买公债、汇寄家用等约为4. 8亿美元。

司徒美堂在美洲，不顾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攻击，在财力上给予八路军、新四军以极大的支持。当时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收到的汇款中，不少是司徒美堂从美洲汇来的捐款。其爱国之情，感人至深，令人难以忘怀。

司徒美堂疾恶如仇、爱憎分明、敢作敢为，他以护侨爱国为已任，为维护侨胞的利益、促进侨胞的团结鞠躬尽瘁，倾尽全力；对祖国兴亡的的大事大非问题也决不含糊，他在美洲积极拥护、支持人民的抗战事业，坚决反对投降反共的逆流。在艰苦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司徒美堂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民族气节。

1947年冬天，司徒美堂代表侨胞向蒋介石发了“反对分裂，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坚持抗战”的通电，但不久，重庆政府却提名他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华侨参议员”，也被司徒美堂断然拒绝了。司徒美堂说：我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是为了爱国而不是为了“做官”，像国民党那样祸国殃民的罪恶集团，我抱着“耻与为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我是决不加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华侨希望中国能走上民主、富强之道。但南京国民党政府却顽固地坚持反人民的内战政策，这使司徒美堂和广大华侨失望万分。严峻的政治现实教育了这位老人：“中间道路”走不通，为“出国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几经曲折，他终于在1948年，公开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五一号召”，上书毛主席，坚决跟着共产党走；10月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主张，表示“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1949年8月，司徒美堂第六次回国。这次他结束了将近70年的异乡生活，回到祖国参加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将来的国号如何称呼，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严肃问题，司徒美堂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刻体会到更改国号的尊严性，他坚定的提出：“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4年9月，他在“这是华侨渴望多年的宪法”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布了，这是国外一千二百万华侨万分兴奋，同声祝贺的一件大喜事。以一个华侨身份，我还参加宪法草案初稿两个多月的讨论工作，觉得有无上光荣和幸福。我极其满意这个宪法草案，我热烈的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华侨是爱国的，并以能成为新中国的华侨而感到自豪。

1955年元旦，司徒美堂在《祖国与华侨》一文中写道：

祖国，是一个亲切而伟大的名字。

转眼之间，我不觉是88岁的人了。很惭愧，跟华侨服务得太少，只是不忘记祖国，不忘家乡……

1949年8月离开了美国回到北京，很快是五年又三个月了。因为祖国解放了，使我这个老华侨度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都要来贡献出自己最好的劳动！”

改堂建党致力中华

1945年3月12日，司徒美堂提议美洲洪门致公总堂更名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应当有其深渊的历史背景，很值得探讨和研究……

1904年孙中山再次抵达美国鼓吹革命，孙中山多场演说及讲述的中国革命的道理，使司徒美堂“深深铭刻在自己心中，初步懂得要在中国进行“民有、民治、民享”的革命道理”。

1904年夏，孙中山在旧金山还对旧金山致公堂机关报《大同日报》的改组，以及1905年2月刊布《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使致公堂纳入其革命阵营，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口号定为该组织的宗旨和纲领，总章规定各地分堂统称致公堂。同时孙中山与洪门大佬还决意实行“全美会员总注册”，整顿各地洪门组织，他们亲赴全美各地劝导各分堂会员实行注册，并借机宣传洪门反清复明的宗旨，同时，在经费方面做出新规，成立专门基金，支持国内革命。

其实，致公堂内部结构复杂，有铁心反清的，也有支持立宪的，部分人没啥远大志向；而且各分堂不一定听总堂指示，要将其改造成统一有力的爱国组织，仅改订其章程解决不了问题。虽然旧金山致公总堂，改称五洲洪门致公总堂（有的称其为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并分设各总支堂于各埠。虽然也规定五洲恳亲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但中国致公党成立之后，轮值主持的美洲洪门恳亲大会照常进行，而各地致公堂并非“改党为党”，而根据各自的需要举行“XXX洪门恳亲大会”比比皆是，经常冠以“五洲洪门致公总堂”和“美洲洪门致公总堂”、“美东洪门致公总堂”、“洪门民治党恳亲大会”、“世界洪门恳亲大会”之类的恳亲大会出现在报刊杂志时，有时会让局外人模不着头脑，但在洪门社团、华人社会已属于正常现象，见怪不怪，只要洪门组织不违背自己组织的宗旨，便互不干涉……

美洲洪门致公堂来自国内洪门“五祖”二房的“洪顺堂”，且于广东三邑、四邑人士为主，在美洲“堂斗”时常发生，虽然孙中山为了自身革命工作之需要做过整合改组，但各堂口都有自己隶属，如旧金山致公堂总堂成立最早，分堂设在世界各地，后称“五洲致公堂总堂”；纽约致公总堂，分堂也设于美洲各地，又称美国洪门致公总堂。旧金山致公总堂和纽约致公总堂互不隶属，矛盾时有产生，不了解的人都把不同组织的二个“总堂”都称为“美洲洪门致公总堂”。

其实海外洪门致公堂（洪门组织）内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堂规”，不是自己想成立洪门组织就可成立，如：缅甸的洪门“洪顺堂”，是新加坡“洪顺堂”粤藉洪门大佬温成的主持下于1852年开堂成立；又如：波多黎各洪门致公总堂，该堂成立是受美国洪门致公总堂的安排，派四位多米尼加洪门致公总堂的专员，於2002年12月30日 开堂成立；如巴西洪门协会，是由南美洪门总会派专员前往圣保罗选址开堂。司徒美堂对外从未谈起洪门堂会组织内部之事，或许是为遵守其洪门“内规”，但他希望能以自己革命的思想、革命的行为去影响洪门组织、及洪门人士。

1939年6月15日，为了更好地组织抗日救亡运动，改变致公堂组织分散的状态，美洲（美东）致公总堂召集所属的代表成立了“全美洲洪门总干部”，司徒美堂在该会任监督。会议主张集全美十多万洪门侨胞的力量，支持祖国将抗战坚持到底。“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的成立，是暂时结束了洪门内部长期堂号林立、互不团结的局面，以往的“门户之见”也涣然冰释于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之中。

早在1923年，在加旧金山举行的一次“五洲洪门恳亲大会”上，来自美洲各地的洪门致公堂的代表们就酝酿着建立政党问题（出席大会的美洲致公总堂代表是黄任贤、黄三德、朱逸庭、康洪章、黄杰、陈浩孙）。他们深深感到，美洲致公堂大力支持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但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并未得到实现，中国仍然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苦难深渊中，民不聊生，国外华侨也依然被歧视被压迫。因此认为华侨应另立政党，干预国家政治以保护华侨、侨眷的权益。

为此，1925年10月，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并正式於10月10日 成立中国致公党。（美洲致公总堂代表黄三德、朱逸庭、陈浩孙参加大会）

中国致公党的成立，也深深触动了司徒美堂。

当时，安良总堂在司徒美堂领导下，其影响波及美国各地，在此期间，司徒美堂在进步人士协助下，在美洲各地奔走呼吁，号召美洲各地华侨为抗日战争出钱出力，号召各地洪门组织本着洪门忠心爱国宗旨，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尽力以赴。他的奔走活动，得到美洲洪门人士和华侨的大力支持。

然而，中国致公党成立之后，包括纽约在内的各埠致公堂并没有遵循旧金山致公总堂的指令，改堂为党，仍以老规矩开展活动。

更由于中国致公党成立后，在理论上尚处于幼稚状态，对国内外的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势缺乏科学的分析，党的总部又设在海外，对于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根本变化不甚了解，这就很难就国内的政治斗争发挥其作用，洪门堂、党之间有较强的独立性，大会关于改堂为党的决议，未能在海外各地洪门团体中普遍实行，所以实际上形成了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组织格局。

为了加强党务，解决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局面。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为以利整合组织，总部设在香港。（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陈炯明、司徒俊葱、严锡煊、刘习卿、钟广彬、钟秀南、宋静琴、、江英华、曾助尧、黄伯群、陈直中、陈显光、朱耀、钟景山、朱熙、胡振群、陈锦楠、陈金兆文、梁太仓、黄无晦、钟文裕、王涛、莫振英、陈演生、曾仲伟、李瑞生、林植才、陈湘文、吴演存、徐静洲等30余人等）。

1932年3月15日致公党中央下发第三号训令，公布各区各级党部名单：有包括“中国致公党驻金门地方总部”等八个国家的地方总部；有包括“中国致公党驻雪兰莪（吉隆坡）支部”、香港、澳门、上海、天津、大连、广州湾、厦门、汕头等十一个支部为中央直辖支部；还有荷兰支部，秘鲁毡乍支部、华拉分部，巴拿马箇即等分部列属于其他总部领导。

1933年陈炯明在香港逝世，致公党香港总部虽然在秘书长陈演生主持下与各地致公党支部仍保持着通讯联系，但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空架子了。包括中国致公党驻金门地方总部的各地的洪门致公堂依旧以特殊的华侨华人社团方式，仍以“事谋国家进展为先，时以全民福祉为念”为宗旨，继续为孙中山提出的“抚心中华、统一中国”的遗愿而努力。

司徒美堂从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到发表“拥护国共合作的通电”；从组织“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 发动华侨捐款到“致电国共两党领袖，呼吁‘团结抗战’”；从拒绝蒋介石的“国务委员”之聘，、参加“国民参政会”……

经历三十余年的奔波，几次来往与美国和中国，司徒美堂亲睹国内政治的变化和美国侨界隐藏的爱国情绪，他秉承致公堂旧有爱护国族之精神，实现真正民主政治之途径致国家于富强，使人民能享有政治经济之绝大自由，海外侨胞获得强国人民所应享之平等待遇的强烈愿望，当时，司徒美堂或许感到“中国致公党驻金门地方总部”名存实亡，决定组织美洲华侨政党，以便回国参加各党派联合政府。

此时的司徒美堂，已从美洲洪门大佬，成为积极参与中国革命的美洲华侨领袖。

考虑到“堂”字带有太重的旧式帮会气味，1945年3月12日 ，由司徒美堂提议在美国纽约召开“美洲洪门恳亲大会”，拥护他的南北美洲致公堂组织均派代表出席，并决议宣布美洲洪门致公总堂正式更名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总部设在纽约。（注：中国致公党与中国洪门致公党为两个不同性质的组织。1925年成立的中国致公党前身是五洲致公总堂，总部设在旧金山，总理陈炯明。1945年成立的中国洪门致公党，主办机构是美东致公总堂，司徒美堂被公举为主席。（1920年6月15日 司徒美堂曾任美东纽约致公堂负责人）。

当时对成立政党的名称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以称“民治党”为宜，意即要求民主政治；一种则认为称“致公党”更为合适，理由是致力为公，不但有民主内容，还包含着一切为国为民大公无私的意思，并且符合致公堂原来的宗旨，适合致公堂昆仲的习惯，因为堂、党两字只变动原来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即Tong改为Dong罢了。由于司徒美堂在美洲洪门组织内的巨大影响，改“致公堂”为“致公党”的主张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同意。大会还通过了党纲和对时局宣言，表示要“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的建设”。他还极力的主张，努力使中国洪门致公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并切实参加国内政治斗争。

然而这一改组对刷新党务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洪门致公党仍然是一个由致公堂换过一个招牌的“洪门堂口”组织，党内会场还是挂着“五祖神位”，点着“长明灯”，挂着洪门旗帜，党内办事人员及其领导人则一仍其旧。某些地方、重要城市，还保留致公堂名称，一些洪门元老，则依违两可之间，没有表示积极态度，组党参政的设想也跟着破灭。

1946年，中国致公党在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协助下，於香港筹备恢复总部工作，并开始与致公党原各支部进行联系。国民党反动派对此甚为戒忌，初期是对致公党原负责人拉拢收买，受到拒绝；继而想利用个别致公党员进行分裂，又遭失败，便利用上海洪门五祖祠（世界各地洪门组织合建的，1925年9月12日 着落于上海华山路860号地段五祖祠落成开幕）主持召开全世界洪门恳亲会，进行阴谋活动。这是抗日胜利后在祖国举行的全世界洪门的聚会，许多海外洪门团体均派代表参加，司徒美堂也被邀请赴会。

可是真正把持会议的是国民党的CC特务，其用心是想消除或削弱致公党组织对海外洪门的影响。因此，提出了组织中国洪门民治党，并将海外原有中国洪门致公党和致公堂组织一律改为中国洪门民治党，企图以此来控制海外华侨洪门组织。当时，司徒美堂表示反对，但绝大多数不明国内政治真相的代表却表示同意，并推举司徒美堂为中国洪门民治党主席、赵昱为副主席。处在这个险恶的环境下，司徒美堂只好闭门不出，国民党反动派耍尽利诱威迫手段，他毫不动摇。几经周折，司徒美堂转到了香港。

1947年7月，司徒美堂发表声明，脱离民治党组织。

司徒美堂脱离民治党的声明，给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利用海外洪门组织破坏新民主革命运动以沉重打击。海外洪门组织虽然大多数改悬“中国洪门民治党”的牌子，但绝大多数拒绝与国民党反动派合作，很多地方的中国洪门民治党公开反对国民党祸国害侨的活动。（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加拿大、墨西哥、秘鲁、澳大利亚、古巴、牙买加等国的中国洪门民治党组织组团到中国访问，加强与中国致公党的联系，表示真诚的洪门昆仲之谊）。

此后，司徒美堂在香港多次与中共南方局和进步人士接触， 1948年秋，司徒美堂发表了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在声明中特别提出：“陈其尤同志等所继续组织之中国致公党，民国廿年（即1931年）在港继组中央党部时，美堂已亲自加以签字赞同。今能彻底整理，奋发前进，揭民主政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当随处呼吁洪门兄弟，予以声援，俾将洪门忠诚救国之精神发扬光大。”

司徒美堂郑重声明，“中国致公党之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

1948年8月12日，81岁的司徒美堂以美洲洪门致公堂耆旧身份在建国酒店七楼航空厅，对左派报纸发表“国是主张”，回应中共中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赴美前夕，中共派连贯为他饯行。他即席写了《上毛主席致敬书》。

1949年秋，司徒美堂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并被推选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为了更广泛地联系影响美洲华侨，司徒美堂以美洲侨领身份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虽然不参加致公党的组织活动，但很关心致公党的工作。

1950年4 月，在广州举行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司徒美堂不辞旅途劳顿，特别从北京来广州指导工作。在此次大会中，不少人热切要求司徒美堂参加致公党的工作，表示拥护司徒美堂为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而司徒美堂老人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他说：陈其尤同志是代表中国致公党参加新政协共同纲领签名的领导同志，那些另有企图的人，违背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统一战线精神，并且是企图陷美堂于不义。

1953年7月，致公党中央从广州迁到北京，司徒美堂对致公党的每次会议，都表示了极大的关怀。他老人家虽然在建国后没有参加致公党的组织活动，但他关怀和帮助致公党组织，参与接待来祖国访问的海外侨胞、洪门人士，我们中国致公党人永远怀念他，并以他一生致力为公的崇高爱国精神作为学习榜样，为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努力奋斗。（完）

（作者：原致公党厦门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厦门市侨联副主席、致公党中央海外联谊会委员）